但是，减礼不减制(等级)也体现得十分明显，无论是陵园制度和墓葬规格都离不开“帝陵”这一中心主题，尤其是外藏坑中发现了带钳釱刑徒的人俑，这种刻意的模仿制作，足见皇权等级思想的根深蒂固。《晋书·索綝传》载：西晋末年，长安以尹桓、解武为首的饥民“盗发汉霸、杜二陵，多获珍宝”的记述，不能甄别所获珍宝来自江村大墓。若辨析之，珍宝或来自杜陵，或来自汉武帝时期合葬于霸陵、窦皇后时期的随葬品。

陵域内外：折射出汉文帝个性化色彩

如众所知，汉文帝刘恒以代王身份入局，作为汉惠帝的同辈，没有入葬渭河北岸的咸阳原上陪茔高祖长陵，而是觅得都城长安东南霸陵原作为葬地，选址本身已经开创了个性化先例。《史记·张释之传》载：文帝带慎夫人以及中郎将张释之去霸陵视察，“使慎夫人鼓瑟，上自倚瑟而歌，意惨凄悲怀，顾谓群臣曰：‘嗟乎!以北山石为椁，用纻絮斮陈，蕠漆其间，岂可动哉!'左右皆曰：‘善。'释之前进曰：‘使其中有可欲者，虽锢南山犹有郄;使其中无可欲者，虽无石椁，又何戚焉!'”“文帝称善，其后拜释之为廷尉。”根据江村大墓早年被盗的信息，“以北山石为椁”未能得证，实行“黄肠题凑”的葬制应在情理之中。倒是张释之薄葬的建议被汉文帝采纳，并衍生为“防盗不封”的事实成为一桩公案，被历史记录下来，变成汉文帝的创举。《后汉书·光武帝纪》：“古者帝王之葬，皆陶人瓦器，木车茅马，使后世之人不知其处。太宗识终始之义，景帝能述遵孝道，遭天下反复，而霸陵独完受其福，岂不美哉!”东汉首帝刘秀初作寿陵，决意模仿文帝，虽未能施行，也反证出霸陵独具魅力的历史价值。

另外，《汉书·文帝纪》：“(四年)作顾成庙。”东汉服虔注：“庙在长安城南。”汉文帝生前很早就给自己修了顾成庙，霸陵和顾成庙对应选址一定休戚相关。有学者考证文献记载的顾成庙、萩竹籍田、长门园(宫)都应位于长门一带，而长门则是位处长安城东南的一个亭。《汉书·郊祀志上》记载：“文帝出长门，若见五人于道北，遂因其直立五帝坛，祠以五牢。”因此，霸陵、陵庙、五帝祭祀结合在一起，成为霸陵的又一个鲜明特征，并影响到以后的陵庙关系。

还有，考古成果表明，在江村大墓和窦皇后陵穴之间有一座东西向的亚字形大墓，之后西汉帝陵类似这样的埋葬布局绝无仅有，显示出其墓主身份不会很低。据《汉旧仪》载：天子即位，“明年，将作大匠营陵地……已营陵，余地为西园后陵，余地为婕妤以下，次赐亲属功臣”。婕妤是宫中嫔妃的等级称号，是汉武帝才开始设立的后妃等级。所以，墓主不是次于皇后的婕妤。至于是不是文帝亲幸的慎夫人，文献中没有记载，倒是汉文帝和窦皇后的嫡女馆陶公主陪葬于霸陵。两者能否吻合，目前也不能断定。

凤凰嘴下：作为历史遗产“纪念封”的意义

长期以来，史学界、考古学界都把位于西安市灞桥区席王街道毛窑院村南白鹿原畔的“凤凰嘴”误认为是汉文帝的霸陵，原因就是对文献中“依山为陵”的曲解。元朝学者骆天骧撰《类编长安志》中记载：霸陵“在京兆通化门东四十里白鹿原北凤凰嘴下”。明代何仲默《雍大纪》中又说，金朝“至元辛卯秋，灞水冲开霸陵外羡门，冲出石板五百余片”。于是人们都坚信霸陵就在凤凰嘴，考古学界一直到本世纪初(江村大墓被盗之前)也这样认为。

现在的凤凰嘴还留存有10余通石碑，这些石碑多为明清时期的祭祀碑。今天，科学的考古调查和发掘彻底改写了元代以后的记述，纠正了学术界的错误判断，由此也说明霸陵的确认历史意义重大。但是，凤凰嘴下元代以后的祭祀遗迹和遗物，也已进入霸陵相关的遗产保护体系，我们可以将其看作霸陵文化遗产的“纪念封”，开展研究，使其存续下去。

(作者：韩国河，系郑州大学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中心教授)

文章来源：《考古与文物》 网址: http://www.kgywwzz.cn/zonghexinwen/2021/1220/588.html